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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会前瞻:“新的伟大工程”再出发

作者: 来源: 阅读次数: 日期:2009-09-11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将于9月在北京召开,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

  15年前,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继承了毛泽东同志把党建称为“伟大的工程”的提法,进一步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的工程”的命题,在全党获得了热烈反响。

  当时,正值邓小平同志发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开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我们党肩负着历史的重任,经受着时代的考验,加强自身建设迫在眉睫。

  15年后,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和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关键时期。十七大的召开,特别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深入开展,把以改革创新精神进一步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课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时隔15年,在喜迎建国60周年的日子里,党的中央全会再次全面研究部署党的自身建设,重大意义不言而喻,重要动向令人关注,重大成果也将影响深远。如何理解这次全会召开的意义和必然性?15年后为何进行战略再部署?此次全会又有哪些看点和亮点?纵览建党88年的历史沧桑,反观当前党的自身建设,历史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全党全国人民正拭目以待、翘首期盼。

  “新的伟大工程”再出发

  每一次对党建的突出强调和集中部署,都紧随着迎接新的重大战略任务的时代需要和现实背景。知名党建专家、中共中央党校叶笃初教授日前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既是有针对性地认识解决党的建设问题的战略‘再部署’,更是基于党所处历史方位、瞄准更远大目标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再出发。”

  辨方位而正则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经验证明,认清党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至关重要。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88年间,我们党的一切重大胜利和发展,都离不开正确认识和把握历史方位。

  新时期伊始,邓小平同志就多次向全党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改革开放、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三步走、两个大局、小康社会、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经济特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等重大新概念,都是由此而来的。换句话说,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创造,就是从廓清迷误、认清历史方位起步的。

  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执政环境发生了两大改变:一是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二是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是党的十六大报告已经明确的。

  党的历史方位,永远是我们党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党的自身发展历史进程中的方向标。我们党今天面临的所有挑战和考验,说到底是能不能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能不能准确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这是党历史担当的关键。

  方位决定方略。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要求党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党的建设重大问题上实行与新形势、新任务相适应的一系列的调整和转变。

  十七大报告强调,世情、党情、国情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既十分重要,又十分紧迫。并且在党建问题上部署了五大建设,设定了总目标:“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叶笃初教授认为,这个“四言八句”,饱含新义,其中关键一点是,过去常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现改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多加一个“执”字,意味深长。去年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的讲话,重申这个总目标的表述,进一步展示了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内涵和精髓,这个新的表述事实上也就为四中全会作了重要的开题及铺垫。

  “辨方位而正则”。在某种意义上,认为四中全会将制定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纲领,并不过分。清醒地认识和把握党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包括挑战也包括机遇,这是保证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全部工作“不落空”的关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期根本走向的一大关键。

  抓党建“适逢其时”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曾多次明确指出,“这个党不抓不行了”。他在最后的政治谈话中仍念念不忘:“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国际国内局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不管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将怎样变化,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进一步把自己的党建设好,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好。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根据形势的发展,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我们党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命题。

  应该说,自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召开以后,总体而言,党在实践中已经锻炼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但是面对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一些党员干部、领导班子的思想和作风、方式和方法、素质和本领,明显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

  当前,关注民生,全面启动全民医疗保障,取消农业税等惠民、利民的政策,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但是,也有一些问题仍然很尖锐,比如党内的腐败问题,贫富差距及社会公平公正问题等。特别是我国社会已进入利益格局多元、社会群体多元、社会价值多元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最大特征是利益协调难度加大,社会矛盾交织复杂。执政党及其政府各级领导干部如何维护好、实现好各群体的合法权益,既是一次艰巨的能力考验,更是一次巨大的宗旨观念和价值观考验。

  我们党是执政党,但“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从当前不断增多的群体性事件来看,一些基层党员领导干部在处理社会矛盾问题上存在本能恐慌,同时更值得关注的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某种特定的形式爆发,也暴露了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对老百姓权益的漠视,宗旨观念的淡薄,以及价值观的扭曲。这些都已成为党与人民群众之间不和谐的音符,也是动摇党的群众基础的巨大隐患。

  凡此种种,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就显得非常紧迫。

  当前,我们党的执政正面临着愈来愈开放、愈来愈透明、愈来愈规范的挑战,要破解这些重大课题,决非易事,需要我们党坚持不懈地努力。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以研究党建问题为主要议题,不啻为一则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消息。尽管,会议还不可能立竿见影地解决所有突出问题,但是既然大量“矛盾”、“危机”已经摆在了党的面前,我们的党将会直面问题、力挽狂澜。

  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届党的代表大会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事关党的自身建设的改革创新实践不断增多,党的自身建设也在全党乃至全社会的热切期盼中走向新的高度。从基层日趋活跃的党建创新实践和高层密集的基层调研不难预盼:十七届四中全会必将党的建设推向一个崭新高点。

  党的建设历来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认真总结党执政以来加强自身建设的宝贵经验,深入分析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研究和部署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记者 刘功润)

   党内民主、反腐倡廉、夯实基础是热门话题

  即将于9月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是重要议题。在建党88年、执政60年之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也在全党乃至全社会的热切期盼中“再出发”。

  老百姓记忆犹新的是,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四中全会召开,将是围绕十七大设定的党建总目标的具体部署,其重大议题、重要成果,必将影响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党的自身建设的具体走向。

  四中全会召开在即,全党乃至全社会对这个正向“百年大党”迈进的先锋队,到底有怎样的期待?全会又将如何回应公众期待?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和上海市委党校的几位教授,专家们列举了几组看点“关键词”,并表示: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在研究党建重点、破解党建难点、回应党建热点、提升党建高点的同时,还将更加强调对党建工作的常态化、制度化安排。

  关键词之一:

  党内民主与集中


  今年“七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进党内民主进行集体学习,这一重大举措被权威媒体解读为是对十七届四中全会重要主题的释放。在采访中,知名党建专家、中央党校叶笃初教授也对本刊记者表示:党内民主建设是前瞻四中全会的热点议题之一,这应该是无疑义的。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党内生活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近年来,在发扬党内民主、实行党务公开方面,党内民主建设取得了不少成效,特别在基层,无论是从干部选拔环节,还是从选举环节,党内民主都有新的发展、新的探索。然而,党内民主建设在各地、各级党组织中的发展状况并不均衡。叶笃初教授认为:现在的党内民主建设,存在着民主和集中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民主发展存有较大空间,另一方面是集中的落实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在实践中各行其是、对上级阳奉阴违的情况并不鲜见。“只有民主和集中兼顾得比较好,才能做点事,做成事。”因此,无论从党的建设的整体性看,还是从党目前面临的自身建设的重大挑战看,进一步加强党内民主建设都势在必行,社会公众对此也充满期待。

  十七届四中全会是否会在党内民主的表述上有重大突破?叶笃初教授认为:从中央全会文件起草的惯例来看,四中全会对党内民主问题仍然将着重于原则的阐明和可行性制度规定。与此同时,要强调“民主”,也要注意“集中”,使二者达到有机结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8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就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问题进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胡锦涛在主持学习时发表讲话强调:“坚持在实践民主中学习民主、在学习民主中实践民主。”“学习民主、实践民主,这很有新意,不妨说是党内民主建设的一种新思维。发展民主,一方面是保护党内生活有序进行,不能搞乱了;另一方面是要反对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家长制作风’。”叶笃初教授谈到:十七大修改通过的新党章中增加的党务公开、巡视制度等内容,也应该会有下文。

  此外,据《望》新闻周刊披露:在党内民主一个核心的内容——尊重党员主体地位、激活党员主体意识方面,让7000多万党员真正参与到党的自身建设中来,让全体党员成为党内民主的实践者和推动者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四中全会可能对此作出新的重要部署。

  而在党内民主的另一个关键问题上,即理顺和完善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等党内“三会”的关系方面,基层的相关工作也已经向前推进。据上海市委组织部同志介绍,以闵行区为代表的对全委会决策机制、规范常委会运行等方面的积极尝试,可以视为本市近年来开展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探索,而兄弟省市的探索也从未止步。有关专家表示:各地党组织已有的实践和探索,或将在四中全会的宏观视野内集中表述,从而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宏大背景下,进一步审视和把握党内民主发展的高度以及发展节奏。

  关键词之二:

  反腐败与作风建设

  在近年来爆发的数起腐败大案中,严重的制度漏洞和违纪违法干部的嚣张气焰,令社会公众愤怒,令有识之士痛心。

  腐败分子虽然是少数,但对我们党、对国家、对事业造成的危害却相当巨大,上海市纪委的一位领导就曾感叹:党内腐败,足以令党和政府的公信度遭到严重破坏,而公信度的修复将是一个相当痛苦和长时间的过程,这才是最惨痛的伤害。不仅如此,党内腐败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影响到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的生存发展问题,这也足以给我们敲响警钟。

  以公权与私利的不法结合为其基本特征的腐败问题,毫无疑问是党与人民群众之间一个最不和谐音,也是有可能动摇党的群众基础的一个最大隐患。因此把反腐败归为公众最热切关注的问题之一,并不为过。社会也十分期待,党在反腐败上有更有效的办法出台,在保持对腐败“零容忍”的前提下,着力研究让干部“不能腐败、不敢腐败”的预防制度体系建设,充分运用一切有利于铲除腐败的成果,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对此,十七届四中全会又会有怎样的表述?

  叶笃初教授认为:群众对反腐败有期待,有呼声,这一点必须看到。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干部队伍的建设,历来从严要求干部的作风问题、廉洁问题、能力问题等。党也历来警惕干部队伍出现脱离群众、追求享乐、以权谋私等问题。应该说,党执政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能够受到人民群众真心拥护,与有一支好的干部队伍是分不开的。全党对此保持高度的戒备,从不断严惩发现的腐败分子就不难看出,腐败在党内无藏身之地。叶笃初教授也表示,最近反腐败案件的增多,归功于社会公众民主意识和民主参与的扩大,归功于媒体、网络对民主的推动。

  和腐败问题一样具有“杀伤力”的是,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同样会严重伤害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究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从思想上感情上脱离群众,这不仅是一个作风问题,更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问题。因为党性修养是转变作风、养成作风的基础工程。

  叶笃初教授告诉记者:群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在提高,特别是网络平台、网络民主的发展,使我们在工作中既获得了良机也增加了难度。但还不是所有干部都能跟上这一变化,甚至有相当多的干部在这方面还没有觉醒,表现为作风问题也比较突出。有的干部处理问题简单粗暴,还习惯于做官当老爷;有的党员个人主义严重,只要做了事情就要“回报”。这些问题我们党并不回避。

  在今年初举行的中纪委三次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就曾对党内部分领导干部的个人主义问题、党性修养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有理由相信,十七届四中全会必将对党性、作风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亲民形象’与其说是塑造的结果,不如说是适应时代大势使然。”叶笃初教授如是总结。

  关键词之三:

  基层基础与执政能力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不是新词汇,党中央一直用这样的形象比喻来告诫自己的各级领导干部、告诫基层组织——基础必须根植在基层中,基层必须根植在民意中。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调动和整合党的党员资源和组织资源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因此可以预见,“强基”始终会是新时期党建的一个重要抓手。当前,各地在党员和党组织的管理和建设上也作出了很多积极的探索,以上海为例,近年来一些地区探索的将基层党务工作者收入纳入财政统筹的做法,实际上就是着眼于基础的牢固,已经引起了专家和主管部门的关注。再比如党组织为党员过“政治生日”,强化党员的党员意识;建立党内关怀激励机制,让党员有归属感、荣誉感;开放各类党组织资源,用统筹共建的办法来引导党建要素的流动,实现互联互补互动等。有专家分析,四中全会召开之后,这些领域的工作只会加强不会削弱。

  然而基层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也层出不穷。比如,目前党员中45岁以下的中青年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叶笃初教授认为,如何加强新一代党员和干部的教育,如何加强新领导班子的团队建设,是近年来在干部换代中出现的一个亟须研究的问题。

  此外,各级党员干部尤其是基层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强不强,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权威媒体评论指出,从当前不断增多的群体性事件来看,一些基层干部在处理社会矛盾上存在本能恐慌,一些干部甚至到了离开公安武警就无法开展工作的地步,不会做群众思想工作,在利益协调上缺少弹性,有的甚至缺少公正性,其带来的结果是,把小事情处理成大事情,把局部问题演变成全局问题。可见,提升干部执政能力已经是时势所趋。

  与之相应的是,从去年底以来,县委书记大培训、公安局长大培训、万名组织部长下基层……种种迹象表明,党把干部执政能力建设放在一个极高的位置来谋划。集中研究党建问题的四中全会,也必将在这个方面作出新的部署。

  “四中全会的亮点,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明白的。”叶笃初教授表示,就目前自己与党内外同志的交谈和调查实际情况来看,还有相当多的事情是应该办也可以办好的,这体现着一个大国执政党积60年经验达到高度成熟。(记者  向娟娟)
最好的状态是“常态”

  1939年10月,毛泽东于《< 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在毛泽东看来,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对于党的建设,毛泽东豪迈地称之为“伟大的工程”。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当时的中国正在进行伟大而艰巨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党建设好,是一项“新的伟大的工程”。

  “说‘工程’,表明任务繁重,必须形成‘系统’,有目标有计划地,各级组织各个部门配合、协调,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一切资源,用当下的语言,也就是说党的建设要有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中共中央党校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这样说。

  从“伟大的工程”到“新的伟大的工程”,是党中央在对我们党的党情,以及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对党的自身建设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的科学把握;从1994年9月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到今年9月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时隔15年,中央委员会再次召开全会,聚焦这项“新的伟大的工程”,全面研究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对党的自身建设的一次再部署。

  执政环境的改变、中国共产党自身存在的问题,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比如全球化背景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元文化碰撞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挑战;比如市场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崛起,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传统的直接向非党组织和非党群众发号施令,将国家和社会全面整合进党的领导体系和组织体系的“政党指挥”型、甚至是“政党取代型”执政方式的挑战;比如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转型过程中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对社会稳定的挑战;比如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党性不强、宗旨观念淡漠、价值观扭曲,甚至贪污腐化频发等问题对干群和谐关系的挑战……

  面对这些挑战,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针对党的自身建设这项“新的伟大的工程”,出台了很多规章,采取了许多措施,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紧紧围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推进党的建设,又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成为改革开放30年的宝贵经验之一。

  但是,也有老百姓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上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效果,有这样那样的看法。特别是,有人提出,很多与党的建设相关的决定、文件,讲来讲去,似乎都是老生常谈,没有“新话”,也没有“狠话”。抱着这样的一贯看法,对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也就显得信心不足、认识不深。

  以有没有“新话”、“狠话”来评判我们党在部署自身建设时所出台的决定、文件,这样的标准正确与否?叶笃初教授指出:“这显然是不对的。”事实上,“我们党在自身建设问题上,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可循,那就是越来越注重制度化、定型化、常态化。”叶笃初教授这样认为。

  党的建设注重“制度化”、“定型化”、“常态化”,意味着我们党居安思危,面对问题时方寸不乱、胸有成竹;意味着我们党在自身建设问题上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基于对世情、国情、党情科学研判的基础上,对党的自身建设面临的问题、推进党的自身建设的举措“内化于心、外践于行”的自信和从容。

  就拿党的作风建设举例来说吧。88年的历程,概括地说,可以认为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关键词是“整”。强调整风,形成运动。第二阶段,关键词是“抓”。“文革”后,不搞运动,改为治理,办法就是“抓”,侧重关注具体的行动、措施。现在到了第三阶段,关键词是“养”,突出“养成”。与“整”、“抓”不同的是,这个阶段强调了作风建设的长期性、持续性、系统性。叶笃初教授强调:“这是个非常大的进步。”

  再比如老百姓非常关注的反腐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在多次讲话中,提出了通过完善制度、改革党的执政方式和活动方式来克服腐败现象的措施。因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其后,江泽民同志也反复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形成防止和惩治腐败的合力。

  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和中央纪委领导集体,在充分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和完善了反腐倡廉的战略思路,突出了反腐的制度化、定型化、常态化。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十六届四中全会根据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需要,对十六大提出的“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的反腐倡廉方针进行完善和发展,明确提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十六字战略方针。此后,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再后,2007年10月,十七大召开,胡锦涛同志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今年年初的中纪委三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又强调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弘扬良好作风,继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没有哪个政治体制能对腐败免疫,人类的天性就是如此。因而,这项工作是长期、复杂、艰巨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路线图,传递了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问题上注重制度化、定型化、常态化的明确信号,也可说是我们党在党的建设问题上越来越趋向制度化、定型化、常态化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反映。

  最好的状态是“常态”。对于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长期研究党建问题的叶笃初教授认为,必将“更加注重制度化、定型化、常态化”。可以期待的是,一些耳熟能详的、分散的、零碎的表述,将系统地、整体地提出,上升到原则性、指导性。有问题有办法,有信心有希望。重要的在于,我们要很好地学习领会即将召开的全会精神,从总体上把握,并应用到具体实践中去。(记者  侯肖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