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的中国，思想、观点庞杂，各种主义、思潮纷至沓来。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引进、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而在实践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感召力。

　　多渠道多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种西方思想，马克思主义早在辛亥革命之后就传入了中国。但是，此时对它的介绍是零散的、不完整的，甚至是曲解的。从严格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

　　因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首先选择了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称十月革命为“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并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把《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改编成《马克思主义专号》，专门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首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李汉俊从《星期评论》1919年8月创刊到1920年6月6日停刊，发表了40余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在传播渠道上，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不仅刊登大量的宣传和介绍文章，还适时推出“专号”，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青年》因此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和人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窗口。

　　其次，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理论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内容，就是翻译出版经典著作。李达被称为“思想界的鲁迅”，留日期间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等书籍，比较系统、准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留日学生李汉俊、施存统，留俄学生瞿秋白，也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自叙》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

　　再次，组织系统学习。一是成立研究团体，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学习和研究。比如，李大钊等人在北京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周恩来等人在天津组织觉悟社，毛泽东在长沙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等，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学习、讨论和演讲，有效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有关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书籍。二是创办刊物，普及马克思主义知识。比如，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共产党》月刊，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周恩来在天津创办《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三是灵活运用演讲等多种形式介绍马克思主义。就理论传播效果而言，当时最有效的是演讲、演说。李大钊一方面在北京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吸引青年学生；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声望，在不同场合发表演说，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

　　积极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引起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和抵制。真理不辩不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勇敢地与反马克思主义者展开论战。

　　第一次论战是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宣扬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反对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革命，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了回击胡适的论调，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主义和问题有着“不能分离的关系”，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并行不悖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仅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陈独秀后来也加入了这场论战。通过这次论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力地阐明：旧中国不但需要革命，而且需要指导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次论战是关于社会主义。

　　继问题与主义之争后，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从1920年开始连续发表文章，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劳资协调，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认为，由于中国产业落后，根本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阶级基础，没有条件成立代表劳动阶级的政党，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当务之急就是依靠绅商阶级，发展资本主义。对此，国内的陈独秀、李达、李大钊等人积极发表文章予以回击，远在法国的蔡和森，也撰写《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的无产阶级》应战。通过论战，陈独秀批判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空想性，论证和强调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李达批判了阶级调和理论，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就是实行不妥协的阶级斗争；蔡和森不仅强调了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而且提出了必须马上建党的主张。

　　第三次论战是同无政府主义者。

　　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发表了许多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鼓吹绝对自由，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对于这种论调，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给予了坚决回击，强调社会主义的实现一定要经过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强调“我们的最终目的，也是没有国家，不过我们在阶级没有消灭之前，却极力主张要国家，而且是主张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因为“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归于零”。通过这次论战，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了进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政党的决心，原来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思想，意识到无政府主义的局限，转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

　　三次论战、三次胜利。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广大人民群众分辨了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吸引了更多的进步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论战中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

　　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究的，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加以接受的。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他们深入工人群众实际，传播马克思主义，注重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尤其是对工人运动的指导。

　　第一，创办通俗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各地党组织对此都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广州的《劳动者》等，通过多种形式唤醒群众，号召工人推翻旧制度。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宣传和鼓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了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宣传效果良好。

　　第二，开办补习学校，集中对工人进行培养教育。北京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和上海的小沙渡工人半日学校走在了当时全国的前列。通过劳工学校，一方面，共产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建立了密切联系，进而把自己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给人民大众，使其逐渐觉悟起来；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找到了适合发展的土壤，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找到了本阶级的群众，真理找到用武之地。

　　第三，开展工人运动，在实践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党的领导、推动下，以1922年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为终点，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工人罢工高潮。工人在罢工中认识到阶级联合的力量，认识到反动统治阶级的凶狠和残暴，认识到自己力量的弱小以及单纯依靠本阶级的力量不能取得胜利的无情现实。

　　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理论建设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因时、因地地处理、解决问题，还树立了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方法而不是教条的科学态度，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二是初步形成有关中国革命的新认识。李大钊等人比较正确地分析了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双重压迫的社会性质和国情；陈独秀等人提出了中国革命“两步走”战略，指导了当时党对中国革命策略的制定，反映了当时党对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有了一定认识。